明朝时把大好河山托付给大顺，大顺却不堪一击？毛主席给出了答案

明朝末年，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时，中原大地曾短暂浮现出一个由底层民众缔造的新王朝。

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政权，却在清军入关后迅速溃败。

它打破了旧秩序，却未能建立新秩序；它获得了阶级道义，却失去了治国能力。

在没有先进理论武装、没有新型组织形态的情况下，任何改朝换代都只是历史周期率的重复。

而清朝的最终胜利，不过是证明谁更善于运用旧制度遗产罢了。

那么毛主席是如何应对历史周期律的？

大顺的历史周期律

崇祯十七年，明朝的中原早已不再是那个简单的“官逼民反”的旧景象。

连年的旱灾、灾荒，带来了“人相食”的惨剧；而三饷加派政策更是让“白骨露于野”的悲壮画面在大地上蔓延。

这个国度的腐朽与无能，早已彻底腐蚀了它的统治合法性。

李自成所提的“迎闯王，不纳粮”口号，照亮了无数饥民的绝望与渴求，河南大地上，百姓“荷锄而立，望尘而拜”。

这是一个民族的呐喊，是被压迫者的唯一选择。

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绝望中的一个无奈举措。

李自成的革命，并不是“光明照进黑暗”的过程，而是一种没有更好选择的临时决断。

大顺军攻入北京后，商铺如常营业，百姓“安堵如故”，这并非是对新政权的热烈欢迎，而是乱世中生存的本能反应。

在百姓眼中，新政权不过是权力更替中的一个新面具，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暂时选择了适应。

可是，矛盾却在这里显现。

农民阶层渴望的仅是免赋休养；士绅阶层则期待秩序的恢复。

而大顺政权企图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。

他们想要通过强制的手段，满足这两者的需求，这注定了不可调和的裂缝。

从商洛山的十八骑，到百万大军的“爆炸式扩张”，李自成的兵力膨胀如潮，却始终无法完成从流寇到正统政权的蜕变。

进入北京后，大顺的中央政府依旧沿用着“权将军”“制将军”的军事化头衔，六部官员大多是明朝的降臣，体制架构如同一场病态的杂耍，武夫掌权、文臣敷衍，纵使各类文人云集，也未能改变局面。

地方治理更是困难重重。

大顺军想要巩固所占领的土地，只得将精锐部队分散驻防。

如此一来，当山海关决战时，能够调集的主力不过十万余人。

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。

大顺政权推行的“追赃助饷”政策，虽从明朝官员处追缴到七千万两白银，但却加深了与士绅阶层的深刻裂痕。

那些掌握地方权力的人，眼看明朝灭亡后，本应屈服，却在清军入关后第一时间反戈相向，成了打击大顺的先锋。

大顺的“百万大军”，实则是一支膨胀型军队。

士兵们手持木棍竹矛，火器装备率甚至不足十分之一，而敌方八旗军早已有了完善的兵工体系与训练。

这种差距，注定了胜负的悬殊。

山海关的决战，李自成亲自指挥的六万精锐，已显吃力对抗吴三桂的五万关宁军。

多尔衮带来的两万八旗精锐，是压倒大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清军的胜利，根本上是一场组织化国家对流民集团的碾压。

从努尔哈赤起，便开始为满清建立起坚实的组织基础。

二十五年间，八旗制度逐步完善，六部体制也在皇太极手中成型。

满清早已在思想与制度上超越了流寇，形成了一套紧密的国家机器。

相比之下，大顺政权则始终未能突破流寇的模式，其所谓“根据地”，不过是流亡军队的临时驻扎地，未曾建立起像样的政权架构。

大顺的革命，终究不彻底。

它想维持农民起义的纯洁性，拒绝与士绅妥协，然而又不得不依赖明朝的降臣来稳定政权。

如此矛盾，必然生出裂痕。

士绅阶层暗中组织团练，袭扰粮道，农民则因不断征发而逐渐疏远政权，甚至敌视之。

大顺军在两面作战的局面下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。

反观清军，入关后迅速宣布“官仍其职，民复其业”，通过科举扩招、减免赋税等手段，把汉族精英纳入了统治的体系。

这一策略稳住了中原汉族士绅，也使得原本有可能反抗清朝的力量，变成了与大顺抗争的急先锋。

所以说大顺政权是前现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。

它打破了旧秩序，却未能建立新秩序；它获得了阶级道义，却失去了治国能力。

在没有先进理论武装、没有新型组织形态的情况下，任何改朝换代都只是历史周期率的重复。

而清朝的最终胜利，不过是证明谁更善于运用旧制度遗产罢了。

毛主席如何应对？

那么毛主席如何应对历史周期律的困局？

自古中国的封建王朝，甚至是农民起义的浪潮，始终未能跳脱历史周期律。

毛主席深知此点，在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中，他对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规律，尤其是农民起义兴衰的反复经验，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和深刻思考。

他的历史自觉和忧患意识，使他早早就意识到，若不能突破这一宿命，革命便会陷入无尽的循环。

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”

这是毛主席在1945年7月提出的明确回答。

他所说的“新路”，便是那条人民民主的道路。

他指出，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会有约束，才不会松懈，这便是避免历史重演的根本所在。

这种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坚定信心，非一时之兴起，而是毛主席长期思考和关注的结果。

历史之所以在封建王朝间循环往复，根源便是当政者与民众的深刻对立，以及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民的压迫。

古往今来，任何时代的治乱兴衰，背后都有这个无形的力量。

那就是少数权贵利用专制制度压迫百姓。

要想彻底破除这恶性循环，唯一的出路便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统治格局，推翻那不容忍人民发声的专制政体，建立一个“人民当家作主”的新制度。

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奋斗目标。

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，便明确了建立一个全新的、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体制。党的一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纲领》明确指出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，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，把工农劳动者与士兵组织起来，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进行社会革命。

在井冈山的斗争中，毛主席深刻总结，指出：中国不仅人民需要民主，军队同样需要民主。

在中央苏区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，标志着一个全新政治力量的崛起。

工人、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民主。

毛主席明确提出，革命的目标是“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，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，并准备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。”

这一路径，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、打破旧有统治秩序的根基。

抗日战争的爆发，使得中国的民主诉求愈发急迫。

毛主席深知，对于中国百姓来说，民主远不是奢侈品，而是迫切所需。

抗日根据地实施的“三三制”民主政权，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者心中的“灯塔”。这项制度，使得延安成为了无数人向往的“民主圣地”。

可见，毛主席并未仅停留在理念上的探讨，而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，逐步推进了从工农民主到人民民主的演变过程。

毛主席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：“总结我们的经验，集中到一点，就是工人阶级（通过共产党）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。”

这句话简洁有力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-----人民当家作主。

而这个目标的实现，也成为了中国政治史上巨大的跨越。

坚持自我革命

为何历史上总有治乱兴衰的周期？

其根本原因，莫过于治国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问题，任凭问题滋生而无法自我纠正。

这一症结制约了历史的进程，也让政权在昏庸与腐化之间徘徊，难以持久。

对此，毛主席早有深刻的警觉与洞察。

他明确指出，要打破这种历史周期率的魔咒，唯一的出路便是通过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这一自我革命的手段，及时发现并纠正自身的缺陷。

我们党，正是从建党之初便勇敢地迈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步伐。

从党的三大提出开展“批评”工作，到党的六大明确要求党内开展“自我批评”，这一过程无不印证着党对于“自我净化”的高度重视。

而毛主席更是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具体实践中，他在《矛盾论》中指出：共产党内的矛盾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。

他主张将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贯彻到党内每一项工作中，贯穿每一次反思与整改。

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，正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既清理了思想上的灰尘，又增强了党内的团结，达到了治病疗伤的效果。

毛主席还特别强调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应当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检查，更要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。

他提到，我们不能惧怕批评，不应回避问题，而应当经常开展检讨，保持党内的民主作风，实行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

毛主席告诫道，“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”，即在于是否认真实行自我批评，是否能够直面问题，勇于揭示问题。

正因如此，党内能够始终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自我革命的法宝，避免了那些因麻木不仁、遮掩错误而陷入历史泥潭的悲剧。

历史上，许多朝代的覆灭，恰恰源于统治者对自身问题视而不见、讳疾忌医，导致官僚腐化，民生疾苦，最终陷入无可救药的境地。

毛主席为党和国家找到了突破这一困境的正确路径。

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参考资料：毛泽东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“第一个答案” 刘建武

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“两个答案” 田克勤;赵业程